近日，茅于轼先生的一篇关于《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》的文章在网上遭到恶评，一些网友朋友用词铿锵情绪激动，而茅文一如既往平白朴实,两相对照读来，感慨良多。 茅老的文章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荒谬不堪吗？茅于轼其人可能因为接受了地产老板的赞助而纯心著文误导天下吗？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，那么众多网友朋友难道集体判断失误都错了？为什么不见其他经济学家跟进文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茅于轼老先生独立江湖承风袭雨？ 首先我想用肯定的口气说，茅于轼先生的文章有许多地方给了我本人有益的启发。 譬如，“我们一年假使创记录地进口3000万吨粮食，只不过花45亿美元，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。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而已。”咱买得起。 再譬如，“从现实出发，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.我们的粮食在出口，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%要靠进口”，石油断档才是更大的威胁。 再譬如，未来五十年,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,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，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，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。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?往深里想，这的确是一个并非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。 遗憾的是，茅文中有价值的内容，被淹没在了一片口水之中，而这并非是简单的任何单方面的表达失误造成的。 首先，茅于轼老先生先前“替富人说话”的立场引发了部分人的心理抵制，心理学家习惯称之为“起动心理防御机制”，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思，见你就烦，根本没听进去。有人忙于质疑“您为富人说了话，还怎么为穷人办事”，有人为茅于轼先生反对经济适用房建设而愤忿然，对先生的观点打了捆，索性一块反了。 其次，茅文发表，恰在CPI上涨，东西价格普遍贵了起来，尤其是副食品价格涨幅老百姓吃不消的时候，茅的耕地无需保护的说法与百姓常识相悖，显得很不合适宜。大多数人按常识来进行正确与错误的判断，这是习惯，精英者的解读，应该建立在老百姓理解的基础上。 其三，有钱即可以通过市场买到粮食的说法，可能确实不够严密。茅于轼老先生早年基本功下在微观经济学上，一项注重数字与逻辑，今天笼统讲有钱通过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多数人感到突兀。假使老先生给出一个比例，比如百分之十或百份之十五之内，并且有证据支持进口粮食控制在这个比例之内即是安全的，信可争取到相当一部分网友理解。当然，这样说会有拂先生的原意。可先生的原意难道真是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？ 其四，相当多的读者在实践中对这类问题不乏切身体验：一旦被人家扼住喉咙，哪怕仅仅是普通货源，进货渠道被人控制了，自己就丧失了主动权，更何况粮食这样的战略物资。茅老对此倘有成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，要是把论证过程先列出来，然后再下结论，读者朋友或许就好理解了。 其五，保护耕地兹事体大，国务院三令五申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，地方各级政府均不敢掉以轻心。窃以为，对这样的重大政策，要通过大众传媒发表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独到见解，正应了科学哲学上经常被人引用的那句名言——“特别结论需要特别证据”。茅于轼先生的特别证据在哪里？倘有知晓者，笔者诚愿闻其详。 其六，茅于轼先生强调说，他的主张实际靶向是“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”的现行政策。因为国家现在冻结农业用地，在他看来“有问题”。茅先生老辣地连续发问：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？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,发生了饥荒？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？茅认为，“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”。对此，网友们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回应。且冒昧猜度，茅老看了大家的回复，可能会有新的思考吧？毕竟含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全球所有高官最近都在为粮食发愁。记住大饥荒的教训并非多余。 其七， 至于“1959-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”的说法，听起来很残酷。茅老与我等比之，硕德古稀，仁寿并茂，但是与共和国开国元勋们比起来，当年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已。不知茅老此话从何说起根据何在？历史的事实是新中国政府真的麻木不仁见死不救？还是确实拿不出钱来买？抑或国际市场当时对中国实行封锁根本就买不到粮食？
其八，茅老举例说“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%多靠进口，日本并没有感觉不可靠”。言下之意，保护耕地没有必要。笔者无从想象日本人对此感受到底什么样，但从日本人一再拍《日本沉没》一类电影来推测，从日本人酷爱转瞬即逝的樱花这一习惯来分析，我们这个邻居啊，包括粮食在内各种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事实，给他们造成的的心理感受可能不那么美妙。粮食多靠进口，日本也许很无奈很无奈。既如此，日本国至少这一点不足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正面典型。